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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富勒使形式方面的要求构成评价法律体系的一个独立且重要的维度，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以往容易被忽视的存在。

部分学者主张将公司—股东关系完全独立出来作单独定性。这一做法突显出了公司—股东关系与自然人相互订立合同之间的相似性，并引导司法实务者去关注公司和股东契约关系成立的条件，以及对两者意思自治的尊重。

二、从经典到原型：范畴分类的理论转向 当民法学者作出公司—股东关系是社团社员法律关系这一判断时，实质上是要将前者归于后者之范畴。人工智能、经济法和虚拟货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后起之概念，或者说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被新添加进语言系统的概念。当经典范畴理论被原型范畴理论所取代，我们就必须从新的视角来看待法学中的范畴划分问题。同时，我们的上位范畴往往是无意识地以某一成员为原型建立起来的——英美人将知更鸟作为鸟类范畴的原型，中国人则倾向于将麻雀作为鸟类范畴的原型。此财产可由多个股东共同所有，法律应重点关注财产份额的划分及股东财产权利的保护。

一些学者认为公司—股东关系应被归属于双重所有者法律关系。（Y9）协会成员所享有的社员权和股东所享有的股东权中都包含了财产性权利和非财产性权利，尽管各自的侧重点不同。[48] 即实体法加程序法的结构，这一点在《法国民法典》中也有体现。

[17]较之罗斯的理论，萨姆纳的理论更复杂，他描绘出一个无限衍生的意义系统。[48] 责任的内容是命令与禁止，设定责任是为了限制人们的行为，贯彻义务中的命令与禁止。（6）豁免A-B（F）读作A在F领域无需屈从于B的支配。此等法谚能否经得起严密的逻辑推敲？允许是对禁止的否定不假，然而，反过来问，禁止的否定一定是允许？法律没有禁止某行为，便意味着允许？禁止、允许之外还有一个命令，这是众所周知的。

循上文思路，我们尝试着用规范的四种模态理论来理解权利家族，将霍氏的八个概念分为两组置于新的规范模态理论之下推敲。由此意义网络所生成的法律元语言集合及其意义法则，完全有可能对文本产生足够的压力并产生意义

因为仅根据父亲处于应当作为的地位这一规范性要素是不能肯定父亲对结果具有支配的。但是，自由与不自由是A与非A的关系，不能在同一层次共存，也不可以相互推导。（参见：黎宏.排他支配设定：不真正不作为犯论的困境与出路[J].中外法学，2014（6）：1589.） [20] 典型案例：洪某驾驶出租车在大街上揽客，何某将一大量失血并已昏迷的老人抱上车，说是自己撞的，要求洪某驱车前往医院救助。在宋福祥故意杀人案中，妻子李某和被告人宋福祥因生活琐事争吵，在妻子李某寻找自缢用的绳索时，宋福祥不加劝阻，致使李某于当晚在自家门框上自缢身亡，该案的一、二审法院并没有直接根据夫妻关系肯定保证人义务的存在，而是特别指出了案发地点是在家中只有夫妻二人这样特定的环境中，在此基础上救助义务方被肯定[14]。

被告人陈某某在没有尽力消除危险的情况下逃跑，已经违背了交往安全义务，其不作为应另外构成不作为的故意伤害罪和不作为的放火罪[51]。另一方面，西田典之教授明确地指出，规范性的支配无法实现作为与不作为的等置。但是，实际支配理论仅肯定了父亲对孩子的脆弱法益有事前的支配，而认为同事对孩子的脆弱法益只有单纯的结果避免可能性。而一旦潜在危险不慎演变为实际伤害，交往安全义务并不要求支配者救助伤者[43]。

[1] 本文主题仅关涉不纯正不作为犯，为求行文简洁，有时会将不纯正不作为犯简称为不作为犯。例如，司机有义务避让行人以免自己所支配的物品对其造成伤害，而如果真的造成伤害，司机也有义务救助伤者。

可见，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交往安全义务的内容是否包含事后的救助义务。所以，在作为犯中，支配是后于义务的，它是义务违反的标志，而非义务的来源。

同时，Schünemann教授明确否认了不纯正不作为犯在不作为时存在透过积极地操控因果流程所展现出的现实犯罪支配[9]。许玉秀教授指出，在不作为犯中，这种支配流程是透过‘如果干预，则几乎可以完全确定能排除侵害这个最大概然性公式拟制出来的，这种所谓基于保证人地位的支配，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拟制的支配，而不是实际的支配。因为，一般而言，一个理智正常的成年人完全可以自负其责，法秩序无需安排他人监督和控制其行为，故而，在作为犯和不作为犯中，任何人都没有义务阻止第三人实施违法的、尤其是故意的行为[26]，且这一点并不会因为处于他人的领域中就会有所改变[27]。因此，所谓的排他性支配就是指只有不作为者能救助法益，而且这种只有不作为者能救助法益的状况是基于不作为者自己的意思而产生的。五、结语 在不作为犯教义学中，普遍的共识是，不作为须先与作为等置方才有可能和作为适用同一构成要件，否则便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换言之，一旦行为人主动承担了救助义务，那么伤者获得其他人救助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义务承担者才能救助法益，因而其对整个因果流程具有排他性支配[17]。

然而，非自由主义的立场也不完全和刑法相斥，是否有可能存在一种非自由主义的法理基础，可以证成一个刑法条文中同时含有作为的构成要件与不作为的构成要件呢[52]？若其果真存在，不作为就无需再与作为等置了，因为不作为所符合的不再是作为的构成要件，而是不作为的构成要件。[33] 参见：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Die Grundlagen und die Zurechnungslehre,2. Aufl.，Berlin 1991,29/36a. [34] 参见：Georg. Freund,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Personale Straftatlehre,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1998,§6, Rn.76;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Ⅱ, München 2003,§32, Rn.120ff。

但是，为了使人们完成他们的义务，必须同时赋予他们一些权力{13}。能决定行为人是否有权支配的应当是规范性关系{12}217。

交往安全义务 一般而言，不纯正不作为犯[1]，就其存在论结构而言是不作为犯,在规范论上却是作为犯。总而言之，事实性的支配与义务之间毫无关联，而规范性的支配与义务之间只是伴随关系。

权利都是有成本的，而这些成本通常无需由权利的拥有者来补偿，因为这些权利为社会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成本[30]。例如，出租车司机不慎把人撞伤后逃逸，伤者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一）支配程度的不同 行为人对于利益侵害事实发生与否的支配程度是影响归责轻重的重要因素{8}。而不作为者只能通过救援行为的采取与否来决定结果是否发生。

再者，信赖的内容能否包含给予帮助也存在疑问。由此可见，规范性关系中的一方不但享有决定另一方状态的权能，也负有形成另一方状态的义务。

（二）逻辑矛盾——从权力中推导义务 支配纯粹是一个权力概念，赋予一个人权力，即是赋予他做事的可能性，有权力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如何行使权力、是否行使权力{1}728。除此之外，实际支配还要与结果避免可能性相区别。

因此，不作为犯中的支配只是一种假设性的支配。同时行为人对结果的现时原因即受害者的虚弱也没有支配，所以行为人的不救助并不违反消极义务的要求。

面对支配理论的失败，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等置性要件本身：不与作为相等置的不作为真的不能与其适用同一法条、构成同一罪名吗？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通说观点主张刑法中的罪名或者法条是以作为犯为原型设立的，因此与罪名或者法条相对应的只是作为犯的构成要件，如果不作为想要满足作为犯的构成要件，自然须与作为等置。例如，父亲邀请无家可归的同事长期在家居住，两人都手握房间的钥匙，知道孩子的位置和家里的危险源，并且同事与孩子的关系也亲密无间。除了上述两例，对法益无助状态的支配的典型范例还有病人与外科医生保姆与婴儿与业余登山者与登山向导{2}665。等置性的实质标准应是作为之可罚性的物本逻辑，Schünemann教授从结果犯的结果归责中推导出这种物本逻辑正是人的控制中心（das personale Steuerungszentrum）和身体活动之间的关系（Beziehung），而这一关系的本质正是行为人对身体的完全控制[7]。

而权能与义务，都是由这个规范性关系产生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功能{12}217。支配地位是指行为人根据制度或规范有支配的权限，例如，父母有权支配未成年子女，而非指行为人实际控制了事件的流程。

由信赖行为这一要件可知，实际支配理论也并不是和法律、社会地位等规范性要素完全无关，法律上的指挥权不仅对自己本身，而且对作为实际支配的基础也是重要的{2}661。（参见：Wessels, Beulke, Satzger,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5. Aufl.,2015，§19 Rn.1028f; Kinderh?user,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6. Aufl.,2013,§36 Rn.2/3.）有学者将这两个要件统称为双重等价性标准，参见：蔡圣伟.刑法问题研究（一）[M].台北：元照出版社，2008：198-199. [3] 参见：Schünemann，Grund und Grenzen der un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e, G?ttingen1971, S.234. [4] 黎宏教授认为：在我国刑法学中，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研究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并认为支配理论是不作为犯教义学的出路。

若同样将支配意志作为实际支配成立的一个条件，是否会如共犯一样，只能成立故意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值得进一步研究。例如，Schünemann教授认为，在电影院的父母因为握有房间的钥匙，知道孩子的位置和家里的危险源，而对孩子的脆弱法益有事实性的支配。